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是一部对“胡风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梳理的纪实性著作。作者李辉以其严谨的考证和丰富的史料，力图还原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 本书详细描绘了胡风及其追随者，在1955年如何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从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政治迫害的全过程。李辉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当事人回忆录以及访谈资料，揭示了“胡风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对当事人命运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书中不仅探讨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冲突，也深入剖析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困境。

《胡风回忆录》是文学理论家、诗人胡风（1902-1985）晚年口述，并经由他人整理、编辑而成的著作。这部回忆录主要记载了胡风从早年经历、求学日本、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到与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卷入震惊全国的“胡风事件”并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曲折人生。 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详尽地回顾了胡风一生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历程，展现了胡风对文艺理论的探索，以及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思想的坚持。书中包含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他与友人、同志的书信往来，以及对当时文艺界思潮和人物的评价，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胡风事件”的珍贵视角。

《三十万言书》，正式名称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是胡风于1954年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份长篇文章。这份报告长达约30万字，因此得名“三十万言书”，它集中反映了胡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政策和文艺现状的看法与不满。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胡风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的批评。他认为这些问题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和创造性，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胡风在书中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强调文艺创作的主体性和真实性，并认为文艺不应简单地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他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僵化理解，主张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独立价值。 《三十万言书》的提交，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面回应，反而被视为是对党的文艺路线的挑战。1955年，被毛泽东认为反对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了“胡风事件”，被指控组成“反党集团”，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迫害。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这部名为《我穿过的河流》的著作，是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著名军事指挥官、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参与者，以及在维吾尔民间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索帕洪·苏吾维罗夫的回忆录。 该书虽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允许其完整出版。直到原始手稿完成三十年后，即作者逝世十周年之际，这部回忆录才经过出版社和宣传部门层层审查，最终于2011年由北京的民族出版社以删节版形式面世。 20世纪上半叶维吾尔政治史上发生了两次重大民族革命——1933-1934年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1944-1949年伊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这两次革命及其影响在官方史学叙述中始终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甚至被禁止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段历史，绝大多数出版物都只能在中国政府宣传机构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表述。历史见证者们不受政治限制的原始记录、回忆录，以及新疆当地民众关于自己历史经历的叙述，始终未能获得出版机会。 那么，民间历史见证者们究竟如何描述1931年始于哈密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维吾尔地区的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以及由此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9月伊犁爆发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同年11月12日伊宁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又有怎样的叙述？这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1949年后中共接管新疆后遭遇了怎样的命运？ 索帕洪·苏维罗夫的这部著作，正是从见证者视角（而非官方立场）部分回答上述问题的珍贵原始记录。这部回忆录的独特价值在于：作者不仅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还见证了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作者自1939年起长期在军队服役，经历了新疆南北诸多战役；1945年初，他开始在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中担任高级军官职务。书中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实录，对于理解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内幕进程，以及中苏关系在边疆地区的复杂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回忆录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展开。前半部分详细记述了1931年哈密爆发的民族革命的根源及其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新疆军阀统治者金树仁企图派兵镇压当地民众起义、军阀盛世才在哈密和吐鲁番屠杀当地民众、苏联通过蒙古拉拢和加尼亚孜·哈吉等民族革命领导人、民族革命向南疆扩展并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1937年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血腥镇压民族革命等重大事件。 回忆录中段主要记录了索帕洪于1936年进入黄埔军校乌鲁木齐分校学习、1939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喀什骑兵第31团服役、此后长期担任军官并参与多次战斗，以及1945年2月率部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并最终加入伊犁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经历。 回忆录后段重点记载了1944年9月伊犁爆发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以及随后在伊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细情况。作者特别记述了自己如何从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转变为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上校级指挥官、1945年7月至10月担任民族军南线指挥官并指挥解放阿克苏战役、后返回伊犁在民族军总司令部担任要职的经历，以及中共侵占新疆后民族军被解散的经过及其本人被迫退役、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遭受政治压迫的遭遇。 该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原稿共11章的回忆录被删减至近6章内容，数百页原始材料被剔除。书中部分章节段落被调整以适应中国政府关于"三区革命"的官方叙述。尽管这些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原稿的完整性与见证者叙述的真实性，但该书作为民族革命见证者与军事指挥官的人生历程记录，对于理解20世纪维吾尔政治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955 年 5 月，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风是一位诗人、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他曾师从鲁迅，受其启发走上反抗旧社会、追求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他被认为是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继承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左翼诗人和作家。因为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坚持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主观个体、而非共产党附庸的观点，胡风成为毛泽东的打击对象。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中92人被逮捕、62人遭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2100人受到株连。虽然包括胡风在内只有3人被正式判刑，多名被认定为骨干“胡风分子”者仍经历了数十年的监禁和劳改。 导演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时任左联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这一罪名被监禁1年7个月，流放8年，并于1968年被殴打致死。 2003年起，彭小莲和闽燕墨雨走访了20多位仍健在的胡风案幸存者，历时五年多，拍摄制作出《红日风暴》。结合胡风本人的录音、对胡风案幸存者、受害者家属，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采访，《红日风暴》完整地讲述了反胡风运动的全过程，以及这场运动对于受害者及其亲友持续二十多年的影响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巨大身体和心理创伤。 作为第一部记录反胡风运动的影片，《红日风暴》讲述了这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左翼诗人和作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参与革命。同时，该片也反映出毛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多场政治运动是如何一脉相承，统一于控制思想、铲除异己的总目标之下。

该书是海外维吾尔社会最早用维吾尔语出版的回忆录之一。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填补了这一领域历史资料的空白。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1957年至1982年间，在新疆的维吾尔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经历和悲剧命运。 1957年9月，年仅17岁的苏云古丽被录取进新疆医学院。此时，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发起的“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对党提意见）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苏云古丽与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被迫参加“鸣放”和整风会议，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导致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迫害。 1962年，这些学生宿舍秘密集会，成立“东突厥斯坦劳动人民党”，由苏云古丽·恰尼谢夫担任秘书，计划开展秘密政治斗争活动，以摆脱中共统治。仅仅几个月后，由于中共公安机关安插在学生中的密探告密，该组织被揭发。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被逮捕。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苏云古丽经历监狱服刑、在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以及在人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同时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软化”，但是像苏云古丽这样被贴上政治犯标签的维吾尔族学生，案件始终未得到平反。198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下，苏云古丽也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平反”。她最终带着全家离开故土，移民澳大利亚。 这部回忆录是苏云古丽·恰尼谢夫在流亡期间，根据她的日记、狱中笔记，以及回忆整理记录而成。全书近700页，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更是记录了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代维吾尔族大学生动荡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 该书于2006年首次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维吾尔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畅销书。2015年以更大印数再版。2018年英译缩写本在英国出版。民间档案馆提供该书维语版的PDF，<a href="https://www.foyles.co.uk/book/the-land-drenched-in-tears/s-y-ng-l-chanisheff/9781910886380">英文缩写版《The Land Drenched in Tears》可于此处购买</a>。

《和凤鸣》是导演王兵的第二个纪录长片。影片主要通过主人公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而悲惨的经历。 1949年新中国成立，17岁的和凤鸣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她与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工作。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右倾斗争运动，她的丈夫在某省日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后被打成右派。她受到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在长达几个月的批斗中，她忍受不了其他人对她的折磨几次自杀未成。晚上她回到家里，丈夫抱着她，眼泪第一次掉在她的肩上。 1958年4月，和凤鸣和丈夫分别被强制送往中国西部的两个劳教农场劳动改造思想。她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经历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饥饿、死亡以及人格上的摧残。1960年，她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得知自己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些吃的，冒着大雪赶到她丈夫劳动的农场，然而，她的丈夫已经被饿死了。 在以后的20年里，和凤鸣头戴右派帽子，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苟且偷生地活着，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她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劳教农场，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坟堆，然而最终她没有找到。晚年的和凤鸣不畏惧周围的压力，用笔和泪水将自己痛苦的生活记录下来。 《和凤鸣》于2007年在日本山形市举行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国际竞赛单元大奖。

《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辑，并由法律出版社于1989年7月出版。 方励之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北京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是天体物理学家，早年曾被打为右派。1988年秋天起，他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当年国庆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等人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1989年6月，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通缉方励之，方后来进入美国大使馆避祸，后辗转来到美国。 此书作为中共宣传资料，辑录了方励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反动言论，并收集了中共报刊发表的揭露、批判方励之“煽动、组织六四暴乱”的文章。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从官方的角度了解方励之的思想，并看到“六四”前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20世纪中叶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晚年几乎耗尽家产兴办教育、修桥铺路，在当地是著名的“大善人”。但在1957年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革中，他的形象被中共极左的意识形态宣传逐步“改造”，最终被塑造成“中国三千年恶霸地主”的总典型。 作为民国时期川南地区的巨大财富控制者，刘文彩早年确实曾依靠掠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晚年将大部分资产投向公益。他出资并主持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推动万成堰水利工程而惠及数十万农民，并几乎耗尽家产创办文彩中学（今安仁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堪称四川最好的民办学府。在当地民众的记忆里，刘文彩收的地租低于1949年后政府征收的公粮。他每遇年节必接济贫困户，而且经常公允地主持和调节民间纠纷，被人们称赞。但这些事实在极左的宣传中被彻底抹去，官方刻意编造的“水牢”、“收租院雕塑”等经过艺术夸张的仇恨教育素材，使刘文彩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主恶霸”，与宣传中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还原了刘文彩的真实形象。是一部突破意识形态禁锢，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平反”的一部力作。

很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能像[《天安门文件》（中文版译名《中国“六四”真相》）这样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本书中的政府内部档案来自一位化名“张良”的人，自称是中共高官。该书得到几位著名西方中国问题学者的加持。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目前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的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翻译和编辑，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夏伟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该书甫一问世就因来历不明而受到批评，张良的匿名身份也更加令人不信服。这些文件既包括之前已流出的政府各部门文件，也有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记录。大多数学者对前者并无异议，但对后者则表现出较大疑虑，有人认为书中有些对话的语气过于矫揉造作，或似乎混入了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内容。  香港著名出版人鲍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尽管文件出处将永远是一个谜团，但这些文献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鲍朴以严谨的态度，通过将这本书中的内容与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其他相关书籍进行比照，指出书中文件与其他材料不符之处，对该书的真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鲍朴的结论是：《天安门文件》并非中共内部档案，来源可疑，不能用来帮助理解 1989 年 6 月 3-4 日晚的屠杀平民事件。鲍在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末尾写道，这些绝密文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不能当作历史的基石。

本书作者王明是中共早期元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1942年延安整风后，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中共党内失势，王明逐步被毛泽东排挤出领导层。1956年王明旅居苏联，在书中叙述了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恩怨——从中可以了解中共早期党史。

独立导演老虎庙2010年开始拍摄此片，并于2012年完成，随后又作了修改。本片采访了林昭生前恋人甘粹，以及钱理群、崔卫平等多位独立学者，是对林昭记忆的有力补充。本片曾入围2012年阳光华语纪录片奖20佳。

1960年，一群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右派师生亲历大饥荒，自印《星火》杂志，揭露和批判引发这场浩劫的极权统治。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其参与者就遭到逮捕，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多人后被判重刑甚至遭处决。<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1759#lg=1&slide=0”>《星火》第一期和更多关于“星火案”的信息可于此处阅读</a>。 《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是《星火》杂志主要参与者向承鉴的自传。当年他和另一名学生负责首期杂志的印刷，并为《星火》贡献了六篇文章。他因“星火案”被判18年监禁，直到80年代初才获平反。 这部回忆录分为上、中、下三部，全书共十三章，超过 35万字，记录了向承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因《星火》被捕服刑十九年，以及释放后争取平反、重建个人生活的经历。学者艾晓明在该书序言中如此评价向承鉴的这本回忆录：“向承鉴的回忆对于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继谭蝉雪的《求索》之后有关《星火》案的又一证言，是关于这场抗争的历史文献。作者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描述了《星火》同人——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思想者挑战极权专制的壮举。第二，它是西部多所劳改营的记录，作者描述了在甘肃、青海等地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揭开了中国式古拉格的西部长卷。第三，它是一位反抗者个人的心灵史，作者展示了在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碾压下他经历的痛苦磨难与生死历练。” 该书附录包括向承鉴为《星火》撰写的六篇文章、记者江雪关于向承鉴的深度报道，以及由艾晓明整理的《星火》冤案年表。 《炼狱归魂》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也是“民间档案馆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感谢作者向承鉴授权档案馆分享该书电子版。欢迎读者购买该书支持作者和出版社。

这是一部由电影制作人和女权学者艾晓明拍摄的史诗纪录片，共分五集。该片讲述了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了遇难者的后事处理。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前后三年时间里 ，有两千多人死于虐待和饥饿，最后只有几百人生还。这部纪录片包含对少数幸存者的采访，并记录了后人为纪念死者所做出的努力。 导演采访了几位夹边沟幸存者和遇难者子女，听他们讲述往事；她还找到前管教人员及其后代，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改营和大饥荒的成因。这部电影由艾晓明和一群志愿者拍摄，呈现出记忆的保存和破坏之间的冲突。

这本纪录片讲述了林昭的一生。林昭在50年代末被定为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处决。在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林昭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50年代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明星学生，她展现出了写作和演讲的天赋。然而，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她批评了政府，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尽管政府试图防止她发表意见，林昭仍然继续公开演讲和写作，出版了地下学生创办的期刊《星火》。 1960年，她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尽管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在狱中仍继续写作，有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撰写诗集。 1968年，36岁的她被行刑队处决。 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展示了林昭现存的写作和诗歌。这些文章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及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的评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胡杰还前往中国各地采访林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见证了她作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囚犯的经历。这部纪录片收录了他们的采访节选。通过这些面试，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林昭的性格和动机。 直到90年代，林昭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部纪录片促进了世界对林昭的了解。林昭的悲惨一生和遗产值得进一步考察，以加深我们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