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目睹了饿殍遍地、同类相食的悲剧。在历史系学生张春元的带领下，一些学生一起创办了地下杂志《星火》，希望人们意识到这场浩劫的根源所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学生们用当地一个老砖瓦厂留下的一台油印机，自己刻钢板，如此刊印出《星火》首期。 《星火》第一期共三十多页，包括九篇文章和林昭的一首长诗。作者们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所目睹之农村现实，反驳当局将大饥荒归咎于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强调大饥荒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其他阶层的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用宙斯喻指毛泽东及其专制，赞颂盗取自由火种的人们。学者艾晓明<a href="http://www.sanxiatansuo.com/index.html?index=view&vid=10821">如此描述</a>《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学生们计划将杂志寄给各省市的领导人，以警醒当权者纠正自己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武山、天水的参与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认识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参与者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执行死刑；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与这些学生有过交流，被判刑五年，后被处决；林昭被拘留于北京，后也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如顾雁、谭蝉雪、向承鉴等则都被判处重刑。 90年代以来，为了重新恢复这段历史记忆，谭蝉雪投入大量心血搜集相关资料。她曾奔波于兰州、天水一带，为了寻找当时的案卷。在多次尝试与碰壁之后，终于在武山县法院找到被当作“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罪证来保管的《星火》原稿和其他资料。 我们希望寻找志愿者协助将《星火》翻译成英文。如果您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

广东两阳县,1958年由阳江、阳春两县合并而成。本文叙述两阳县浮夸风和饥荒的来龙去脉。

至今在中国，始终有人试图否定1960年曾经发生大饥荒，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但在1958-1962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似乎看不到农民抗争的相关记载。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搜集事实，以证明农民反抗的存在。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该文作者的家乡是四川省官田坝四队，他亲历了大饥荒，目睹了一个个乡亲因饥饿而死去。他记录下了人们在大饥荒中为了生存如何挣扎，并记录下一个个被饿死的人的名字，希望后世永远铭记。

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内全县共饿死者超过12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作者参加《湄潭县志》编纂，阅读了有关史料，整理成本文，再现真实历史，供后人借鉴。

王年一是中国国内的文革史专家。他比较早地提出林彪叛逃是受毛泽东逼迫。这在中国长期是被视为禁忌的观点。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社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这是四川营山县一个农民的亲历和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