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公羊》由独立导演老虎庙拍摄于2016年，此处提供的是2021年作者的修订版。本片记录了“1983年严打”中发生在西安的一个真实事件。纪录片主人公、艺术家公羊（本名李晓明）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反应了邓小平指示发动的这场“1983年严打”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谬。本片曾入选栗宪庭基金/CIFF独立电影展。

1959年，在辽宁省西部荒凉的凌源地区，来了一批沈阳高校的知识分子右派，他们要在这里和监狱的刑事犯们一起劳动改造，挖矿山修建铁路。共产党如何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胡杰的镜头还原了这段历史。

《我虽死去》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纪录片。1966年8月5日文化大革命红八月期间，卞仲耘被她的学生打死。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被打死的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将卞的死讯告诉她的丈夫，并指示不能讲卞是被打死的，只能讲她患有高血压，系因病死亡。这一事件最终没有任何人受到刑事追责。 导演胡杰在该片中采访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王晶垚曾用相机拍下卞氏的遗体，并保存了她的随身物品。在这部纪录片中，王晶垚向胡杰展示了这些物品，并讲述了卞的生平及其在文革中的经历。在片尾，胡杰列出了1966年8月在北京遇难的201名教师的名字。这部纪录片通过呈现个人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反映出文革暴力造成的深远影响。

在这篇关于大饥荒的开创性文章中，作者金辉全面呈现了安徽省凤阳县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历史细节。在文章中，金辉引用了大量一手档案馆材料（主要包括凤阳县党政机关的文件）。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正式出版于《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金辉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否定了大饥荒的官方解释。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称大饥荒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并将之归咎于自然因素或中苏分裂后苏联顾问的撤离。金辉撰文论证事实并非如此，他以凤阳的农业中心地带作为个案，用一手史料证明饥荒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并明确归责于毛泽东。 随后，杨继盛的《墓碑》和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等其他关于大饥荒的经典著作也证实了金教授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其发表时间，它发表于 20 世纪90年代初。此外，文章由一位重点大学广受认可的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这让它的结论更有分量，同时也让中共拥护者很难宣称这是外国人试图抹黑中国所为。凤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农业中心，作为案例，也让金辉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卷入地下杂志《星火》一案，1960年10月被捕入狱。1962年初保外就医，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狱。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当天执行，逝世时年仅36岁。此书是纪念林昭的文章合集，汇总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族的作家、学者、普通公民写就的纪念林昭的六十多篇文章。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及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包括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在六四2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民间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报告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受难和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并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力图呈现文革宣传画的产生、流传及影响。在片中讲述个人故事的有：《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广州画家李醒韬、广州老红卫兵周继能等。北京、广州的美术馆主持人、美术评论家、当年将中国宣传画带去英国的记者、教授、研究者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文革美术的理解。

该片记录了作家张先痴怎样从一个军人成为一个囚犯，又成为一个独立思想作家的经历。这个经历和思想历程正如俄罗斯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片名取自张先痴的书名《格拉古轶事》，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位于四川的一处劳改营。那里呈现了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和鲜为人知的惨烈历史。片长42分钟，拍摄于2012年。

本书是一组研究1958至1961年大饥荒期间甘肃社会经济情况的系列研究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五篇考证研究文章，记录了大饥荒期间甘肃人民的悲惨境况。书中提到，甘肃省委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当地确有发生人相食事件。这些研究还揭露了当地一系列大跃进措施，如滥建水利工程、虚报粮食产量、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误导饥民吃树皮泥土等，并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第二部分收录了反映当时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支撑作者研究分析的证据，包括甘肃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以及甘肃省向中央提交的多份工作报告等。除此之外，书中还附有当时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大跃进的新闻、宣传画以及照片。 本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出版于2002年，主稿武文军，主审王家珞。兰州市政协出版该书具有特殊意义，表明其对于独立史学家的大饥荒观点持支持态度，即该饥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官方历史记录。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 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已收录于本档案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

本文作者陈峰，出生于1962年。家乡是安徽省肥东县白农公社的三家大队黄四冲。据他的记录，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亲人和亲戚，大家族里不完全统计，饿死57人。

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环江县是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县，居住着多个民族。当地是产粮大县，原本有着丰富的资源。1958年，当地官员迎合大跃进的狂潮，“放卫星” 的次数是全国同类事件中最高的。环江县将粮食产量夸大至实际产量的三倍。为完成高征购，县里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实行饿死人也不开仓救济的政策，结果造成了全县大范围的饥荒。环江县人口大约15万人，预计饿死的农民有5万人左右。 这篇文章用具体数字和历史细节完整描述了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粮食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基层政权如何一步步制造出虚假的粮食数字，而上层领导又是如何助长这样的风气。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政策的具体发生过程，对了解当时基层政权的运作具有参考价值。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作者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该文是作者就此书出台前后的情况所作介绍。

安徽省肥东县黄栗人民公社大李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据不完全统计，灾前180户868人中，381人在饥荒中死去，死亡人口遍及139户，其中22户人口死绝。作者管中村本人当年只有10岁，也在这场饥荒中沦为孤儿。本文记录了381名死难者的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

该文作者何学嘉，四川崇庆县高中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的家乡何家坝，在四川省崇庆县。该县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有“天府之国”“上五县”之称。作者忆述了他在大跃进时期亲眼所见。当时，何家坝全村21家130人中，17户人家有人饿死，共死亡32人，另有一人被丢弃，一人被送给他人，死亡者中包括作者自己的父亲。而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该文记录部分死难者饿死的情形，并提供了死亡人口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共有72人饿死。作者吴永宽亲眼目睹了父亲和乡亲们的死亡。他的儿子吴晔搜集整理了一份死亡者名册，读者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小村子里有58％的人被饿死，其中又有63％绝了户。

甘肃镇原县早在1957年就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但当局认为粮食问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捣乱，并制造特大冤案，全县至少有1650人受到株连。本文由中共镇原党史办公室发表于《百年潮》杂志。本站转载自“大饥荒档案”网站。

70余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ＡＢ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高华此文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ＡＢ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ＡＢ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