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1958至1963年甘肃、陕西逃荒妇女、儿童的口述史专著。大饥荒的重灾区甘肃省，在当时饿死一百三十多万人，十多万年龄在16至50岁之间的妇女，独自或者拖儿带女逃荒离开甘肃。三年来，作者走访了陕西省户县、周至、富平等地，采访了80多位当年来自甘肃十多个县的的逃荒妇女、儿童。这本书记录了她们在连年饥馑中的求生故事，在录音口述和拍摄照片中，保存了大饥荒研究中被忽略的记忆。

作家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学社创办人。香港五七学社成立于2007年，学社宗旨为收集、整理和研究一切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料和文献，并进行传播与出版，尽力还原和呈现反右运动这一段严酷迫害整治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相。多年来，武宜三呕心沥血整理出反右受害者名录，编成《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由其任总编辑的五七学社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和《新编五七右派列传》等书。 本书是他的政论文集，包含近百篇他于1999-2017年间发表和未发表的政论文章和活动发言等，主要包括历史和时事分析，侧重对受迫害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者的介绍与评论。这些人往往被当局称作“汉奸”，而武宜三认为中共才是真正意义上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武宜三的另一本文集《陈毅是个好同志吗》也收录于本档案馆。

据估计，反右运动（11957-1959 年）中受迫害的人数在 46 万到 140 万之间。该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它有效地压制了毛泽东时代的独立知识分子思想，为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灾难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武宜三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这场运动中受害者的生活。他统计的受害者名单中共有 33,000 个条目，虽然远不及完整数目，但这些条目给这场前所未有的悲剧提供了人性的视角。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中，包括了钱钟书的故事——20 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被打为右派，但在公开受辱之前就去世了。钱钟书和他的姐夫石声淮被迫参加群众大会，代替钱基博接受批判。在批判大会中，他们被要求手持死者的灵牌。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录在这本辞典中。 这本辞典最初以光盘形式出版，武先生向中国民间档案馆提供了文字版，我们会将文字档制作成可搜索的 PDF 格式后上传至本站。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由人文资料出版中心出版，并得到华盛顿劳改研究基金会资助。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夺权成功，占领东北是其中的关键。本书作者杨奎松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本书介绍了中共拿下东北的经过以及当时美苏之间的博弈。看完之后会明白：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的帮忙起了关键作用。

作者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组长，以及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的首任院长。该书是他撰写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李志绥从1954年作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的资料，历时22年。在他笔下，毛泽东的私生活极为荒唐。该书还涉及中共一些人事斗争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台湾出版后，被大陆全面封禁。 该书原稿为英文，由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戴鸿超翻译成英文，由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作序，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为助理编辑，1994年由蓝灯书屋出版英文版。后在廖书珊的协助下翻译成中文，1994年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李志绥在此书出版半年后的1995年2月于美国去世。

该书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举行的两次中共高层会议，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和6月23日及24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作者称，文件为中共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了多年。这套文件是中共党内对“六四”事件作出最后结论时形成的，也是中共党内高层政治运作的记录。这些文件揭示了共产党始终掌握绝对权力的机制上的终极秘密。该书2019年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感谢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授权本档案馆收录全书。 读者也可以在<a href="https://www.newcenturymc.com/The%20Last%20Secret.html">这里</a>购买该书。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是苏联人。该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于2004年3月再版。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包括延安的“鸦片经济”。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这本书是作家依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一。因为母亲是甘肃大饥荒中的幸存者，依娃执着地追寻和记录那一段历史。她曾先后四次访问甘肃、陕西的十几个县，采访了两百五十人，书中记录的饿亡者名单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记录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现象则多达一百二十一次。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 月5日), 工人、自由撰稿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生在中国东北的知识分子家庭（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一度被日本占领）。遇罗克的父亲曾获国家奖学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母亲来自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东京女子高中学习商业。回国后，两人开始经商、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中共掌权后，他们一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像其他 "黑五类分子 "一样受到迫害。其父于1952年因逃税指控被捕，后被释放。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被打为右派，送进劳改营。1959 年，遇罗克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但作为“不良阶级”的后代，他被禁止上大学。1961 年，他获准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在那里他意识到阶级身份的特殊意义——地主及其子女甚至会被打死。1964 年，他回到城市，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遇罗克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是“贱民”中的一员，无论他相信什么，或是如何努力工作，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这些经历成为遇罗克写下这篇文章的原点，该文也成为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出生论》。文中，他，"黑五类 "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来自红五类，即 "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官员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子孙。文中他警告大众，新的统治阶层基于血统。 这篇文章发表在遇罗克和他的哥哥遇罗文创办的刊物《中学文革报》上。1967 年1 月，《中学文革报》印了约三万册，年轻人开始在北京四处散发该报，每份售价两分钱，几小时内就销售一空。2 月，他们又印了八万份。很快，每天都有数百封信件寄到遇罗克所在的邮局——多到他不得不亲自去取。这些信件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他们，对终于有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激动。编辑部之后扩大到 20 人，还主办辩论会和研讨会。 1967 年 4 月，杂志被关闭。遇罗克仍保持自由，并开始撰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1968 年1 月被捕。两年后，即1970 年 3 月 5 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

该书作者严家其和高皋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严家其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曾参与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夫妻俩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1986年天津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很多人都是从此书开始对“文革史”形成全面了解。

本书记述了胡耀邦为 20 世纪 50 年代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的人平反所做的努力。本书作者戴煌（1928-2016，原名戴澎霖）是一名共产党宣传员，后任新华社高级编辑。他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受到迫害，后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得以平反。 这意味着本书并不完全客观——戴煌并没有仔细分析胡耀邦追随毛泽东的历史。相反，他致力于捕捉成千上万在毛时代受迫害的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胡耀邦而平反的激动心情。该书长达 30 万字，是一部厚重的汇编，其中包括以前未曾报道过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和党员受迫害的细节，以及胡耀邦为他们平反的过程，例如葛佩琦一案。葛佩琦曾是共产党特务，因反对腐败和特权而被打倒。戴煌深入解释了这一案件，以及葛佩琦最终是如何洗脱罪名的。 戴煌代表了党内的自由派，他们认为共产党内部必须正视自己的错误。杜导正（《炎黄春秋》主编）和铁流（独立历史杂志《往事微痕》出版人）等人出席了戴煌的葬礼。该书还收录了李锐的序言，他曾给《炎黄春秋》供稿，也是党内自由派的中坚力量。

本书力图通过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以揭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及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本书作者徐友渔为红卫兵的同龄人,通过大量访问、文献调研积累了有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基于口述资料和个案调研以分析红卫兵心态形成的研究还很少见。因此本书对这方面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书于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罗平汉，湖南省安化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和教授。本书200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作为体制内学者，秉持的历史观也属于正统意识形态。书分为九章，从正统历史发展观的角度叙述了人民公社的历史。作者选取的时间节点包括大跃进的兴起、大潮、调整、反复、退却、及解体。人民公社这一制度在毛泽东的肯定下，于1958年在全国迅速推广。在当时，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基层政权。它的兴起和狂热发展，和随后发生的大饥荒密切关联。本书虽然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出发进行叙述，但采用的史料丰富详实，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对于整体性地了解人民公社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收集了北大校友的 25 篇文章，有20位北大毕业生回忆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讲述了他们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 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购书链接：https://www.amazon.com/Retrospect-Stormy-Days-Chinese-Fook/dp/1683721292/ref=sr_1_4?ie=UTF8&qid=1523033749&sr=8-4&keywords=dixie+w+publishing+corporation

《改革历程》一书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于2009年5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其英文翻译版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在此前的5月13日出版。根据该书序言所述，1992年，赵紫阳的老部下、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与另一位前任中共高官萧洪达一起，说服软禁中的赵紫阳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书。

李一哲是中国大陆文革时期一张著名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署名。该大字报主要由三人合著，分别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李一哲是三人名各取一字而成。 “李一哲”从1973年9月13日至1974年11月7日写出三稿。1974年11月10日，文章在广州街头公开张贴，共六十七张白报纸，二万六千多字。内容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中共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大字报指出，林彪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是极左。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当权者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李一哲等人于1977年被捕，一年后平反。

《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一书，经近十年保密封存后，于2010年1月17日在香港以及台湾同时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这本书首度公开了赵紫阳录音口述书稿中未发表的30多次谈话，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该书精选了作者拍摄的40多幅珍贵的照片作为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记录了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的详尽表述。 购书链接：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8065。

本书于2004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邢同义，曾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夹边沟农场是位于甘肃省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距离酒泉市东北约30公里。1957年这里成为一个劳教农场，在1961年10月被取缔之前，这里曾关押三千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正值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在农场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因饥饿以及超强负荷的劳动而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夹边沟事件。夹边沟也成为关押被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的象征。 作者邢同义出生于甘肃天水。他自述在年少时目睹一位姓郭的邻居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夹边沟劳教，1961年传来这位邻居在夹边沟饿死的噩耗。他自己在天水市一中上学时，数学老师就是从夹边沟幸存的基督徒李景沆。邢同义后来长期担任甘肃广播电台的记者、副台长，并于1996年到酒泉工作。在那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夹边沟以及周边的一些右派劳改农场，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走访几十位曾经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或者是这些右派的子女，花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反映右派遭遇的书。 与杨显惠用小说的笔法去描述夹边沟不同，邢同义的叙述以当事人访问以及一手历史资料的引用构成。据邢同义讲述，他参考的史料有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的反右报道等。除了访问夹边沟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他还找到了当时被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资料。书发表之后，还有人陆续给他提供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 当年夹边沟到底有多少名劳教分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邢同义采访了数十人，查阅了近十份资料，还找到了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罗增福，当时唯一在世的农场管理干部。根据罗增福提供的资料，邢同义研究得出结论，当年夹边沟农场总共有28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右派分子2500名左右，这一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该文取材于梁志远先生的六篇记述文字。梁志远在大饥荒期间担任亳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亳县大饥荒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等几篇，由于事涉敏感，没有公开发表，其中许多材料，都在该文中第一次对外界公布。

本书作者谢幼田曾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1980年代末应邀到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为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书重点研究了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中共如何利用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取得政权。本书2002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