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创作者

丁抒（1944年—），祖籍江苏东台，作家。丁1944年出生于四川合川，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迁居上海，1962年入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丁被下放到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1970年，丁赴辽宁任职于某研究所，1979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在纽约市立大学学习。1990年，丁开始在美国密苏里州诺曼岱尔大学任教，2016年退休。授课余暇研究中国当代史，著有《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和《阳谋:“反右”前后》等书。

东夫（1951—），原名王东渝。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共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员，后来负责经济政策。1969年，东夫作为知青下乡，1970年入伍当兵担任新闻干事，后做过成都军区战旗报社编辑。文革结束后，他曾在四川大学新闻系学习，后任《民族》杂志社副编审、总编室主任，并一直从事写作。

程鹗（1964—），198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86年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其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巴黎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等地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以后从事电脑软件开发工作，业余偶尔从事科普和历史题材写作。程鹗在北大就学期间经历了1980年校园竞选和其后的一些校园民主事件。1999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写作出版了以“叙事性历史”体裁风格详细描述八九民运始末《天安门对峙》 。该书原著为英文，出版于2009年，后来程鹗将其翻译成中文。

旅美作家依娃（1965—），本名宋琳，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流曲乡农民家庭。依娃的母亲以乞讨为生，原来生活在甘肃秦安县，大饥荒中实在无法活命，逃荒来到陕西富平嫁人，并在此生下依娃。1958－1962年大饥荒中，依娃家族中有五人饿死。 1993年，依娃随丈夫到美国定居。她在很长时间里不了解自己母亲的悲惨身世，也不了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饥荒惨烈的程度。杨继绳的百万字巨著《墓碑：1958至1962年大饥荒纪实》对她起了关键作用。她利用探亲回国的机会，一点一滴地从母亲那里了解到血泪往事。2011年，她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在那里，她见到许多亲戚，他们都是大饥荒的幸存者，几乎家家都饿死了人。依娃就开始一篇接一篇地写她了解的这些人的惨痛经历。每次回国，她花大量时间在调查取证上，最后写出《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在<a href=”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528084915/https://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626”>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a>，被问到她希望在大饥荒研究方面人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时，依娃回答道： "大饥荒过去已经五十年了，知道的人还是非常之少，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不承认。有些人还在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等等对不起这些死去的数千万饿魂，对不起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对不起中国数亿受苦受难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灾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灾难。人类应该没有阶级没有等级，应该是骨肉是同胞是手足。这场大饥荒，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却死人数量最大的一次灾难，令人无比的悲痛和愤怒，是不可饶恕的危害人类之罪，滔天之罪。我的希望和祈愿很多：希望能在天安门广场修立一座大饥荒纪念碑。希望北京、各省、各地、各县有大饥荒纪念馆。特别是重灾省、县。希望有一个大饥荒纪念日。希望有人设计出一个纪念大饥荒的标志。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迫在眉睫的赶紧去调查、去研究、去写书，并能够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们的后代永记历史，以史为鉴。当然，最希望的是有一天看到制造这场大屠杀、大饥荒的主角——共产党承认他们的罪恶，磕跪在地向中国农民谢罪、忏悔。更是希望所有在大饥荒中饿亡的人、经受过饥饿的人得到道义上、情感上的安慰和经济上的赔偿。"

范子英（1981年—），财经学者。范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范长期从事公共财政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还在多家财经媒体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范子英使用经济学对大饥荒进行分析并发表过数篇论文，包括《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和《为何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等。

方方（1955—），本名汪芳，武汉作家，因写作揭露建国初期土改暴力的小说《软埋》以及关于武汉疫情封城的《武汉日记》而受到国内外关注。 方方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西彭泽，成长于湖北武汉。1957年，随父母迁至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在武汉运输合作社做过四年装卸工。1975年开始写诗，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任编辑，并在同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她发表首篇小说《大篷车上》；1988 年，她的短篇小说《十八岁狂想曲》获《小说月报》第二届百花奖；1989 年，其中篇小说《风景》获广泛好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年，她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职写作。她还曾担任《今日名流》杂志社长兼主编、《长江文艺》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方方至今已发表超过一百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其小说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项，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葡、日、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广受关注。方方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2000年）、《水在时间之下》（2008年）、《武昌城》（2011年）、《软埋》（2016年），以及多篇中篇小说，如《十八岁进行曲》（1985年）、《风景》（1987年）、《祖父在父亲心中》（1990年）等。方方的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a href=”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5054088”>“大多数作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动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为她带来了许多奖项与赞誉”</a>。 2016年，她出版了小说《软埋》，涉及中共建政初期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即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对乡村士绅阶层的暴力清洗。受独立学者谭松研究的影响，方方在书中描绘了这一曾经主导地方社会、但后来被简化和污名化为“地主”的人群的覆灭过程。该书最初由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高度评价，并获得2016年路遥历史现实主义文学奖。然而，这本书于2017年被当局列入黑名单，随后被全面下架，从书店和各大线上平台消失。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撰写并发布了《武汉日记》，以真实、直白的语言记录了武汉封城初期的社会现状和人民生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激烈争议。她的作品在网络平台上遭到审查和删除，但她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作家的支持。 方方日记发表四年后的2024年1月25日，她再次通过微信发表日记，<a h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6%96%B9%E6%96%B9%E6%97%A5%E8%AE%B0”>写道</a>： <p style="margin-left:5%; margin-right:10%;"><i>“四年前，我的确是今天才开始疫情记录……最初并没有计划天天写。因为四年前的明天我啥也没写，而四年前的后天恰好写了两篇。也是巧。大概原本想的是：有事则记，无事便停。 没料到当时的武汉突然就进入了疫情最惨烈的时期。天天都有事发生。于是便有了天天的记录。 更没想到有网友为方便他人全程阅读，汇编了之前的所有记录，自取名为《方方封城日记》并发布到网上。于是就有了“日记”的说法。有一留洋学人批我，说日记就应该放在自己的抽屉里。我只能嗤他一鼻子。因我本人也不知这份记录会成“日记”。 …… 不过，有一句话还是得说：《武汉日记》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耀。尽管它来自不经意间。但它就是这样来了，不是吗？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经历一场如此剧烈并且如此荒唐的网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污垢般的风雨。我则幸运地撞上并扛住了。现在我还好好地生活着，仍坚定地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四年过去了，我一直庆幸自己做了这件事。回头看时，尤其如此。心想如果没有这份记录，即使如我这样的亲历者，很多细节都会彻底忘光。所以，与这份荣耀相比，那些低级的叫骂和同行的落石算得了什么？不能发表和出版作品又算得了什么？”</i></p>

封从德（1966年3月5日—），四川人，八九民运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封从德1982年入读北京大学，1986年保送北京大学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八九民运期间，他曾担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主席，以及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事件后，北京市公安局将他列为21名高自联骨干之一，受到通缉。封从德和同样遭到通缉的妻子柴玲在国内躲藏10个月后于1990年逃到法国。封从德后进入索邦大学研习宗教史和思想史，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08年4月，他在纽约“中国人权”组织工作，2008年辞职到旧金山湾区从事网络数据库设计工作。 封从德曾创建“[六四档案”网站](https://www.64memo.org/)，以及参与“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工作，现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他还曾写作出版《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和《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冯媛（1962—），新闻工作者、女权活动家，196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随母姓。1979年，她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毕业。1983年，她在《人民日报》实习期间结识了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而被撤销职务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哲学家王若水，并于1987年与王若水结婚。 六四之后，由于不愿配合《人民日报》的虚假政治宣传，有一年左右，冯媛不能再出去采访，只能做版面编辑，直到1991年被调离报社。1993年到1994年，王若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冯媛随同前往，期间系统阅读女权主义著作、旁听课程，参与校园和社会的女权活动。回国后，冯媛进入《中国妇女报》工作，长期致力于中国女权和反家暴活动。她也是2002年度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冯媛的女权活动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推动反家暴立法、进行性别平等意识培训、农村妇女领导力建设和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赋权等。自80年代起，冯媛便活跃于中国女权领域：她是九五世妇会的亲历者，世妇会对她的运动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让她成为了中国首批女权NGO的组织参与者。 冯媛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反对性别暴力领域。她曾担任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及客座教授，并参与了中国首部反家暴法的推动。2014年，她发起“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在反家暴法实施后，每年主笔发布关于该法的唯一一份民间监测报告。 在反家暴法通过四年后，冯媛在<a href=”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01214-opinion-interview-domestic-violence”>接受端传媒采访</a>时谈到中国近年依然常见的家暴事件，表示批评基层是不够的，“好像只是基层做得不好，中层、上层就没问题了⋯⋯不作为看上去是基层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系统。不管是妇联、公安、民政还是医疗，都是这样。”她强调反家暴不单纯是反家暴，也与执法部门的人员培训、职权调配，司法观念与配套的法律措施，还有问责与监督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

甘粹（ 1932年—2014年），1949年加入解放军，1954年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在四川万县的《万县新闻》报社当记者，1955年以在职记者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58年，甘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在校内监督劳动改造期间与林昭相识并成为恋人。1959年毕业分配时，甘希望能和林昭不要离得太远，结果却被发配到新疆劳动20年。1979年，甘获平反回到北京，恢复党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2014年10月23日，甘粹因病去世。 八九民运期间，甘每日到广场观察记录、收集资料。同年，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将对林昭的回忆与六四联系起来，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甘曾逐字誊写林昭在狱中书写的十四万言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参与促成林昭雕塑落成，并全力支持社会各界对林昭的研究，包括帮助胡杰制作纪录片以及为赵锐写作《林昭传》提供支持。

高尔泰（1935年10月15日—），江苏高淳人，画家、作家、美学家、哲学家。195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分配至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任美术教师。1957年，他发表论文《论美》，主张美是主观的，审美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该立场与主张美乃客观、且由艺术家的政治态度所决定的中共恰恰相反，他因此遭到批判，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境内的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其父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致死。1959年，他在兰州为甘肃省博物馆创作十年大庆宣传画，侥幸躲过大饥荒。1962年春天，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他因在敦煌期间写的哲学艺术文章遭到批斗，在所内监督劳动；同时，他当时的妻子受牵连被下放农村，不堪折磨而死去。1972-1976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后到兰州大学任教，后又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等。1987年在反自由化运动受到迫害，其女也因此被取消大学录取资格，后精神分裂，几年后死亡。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高尔泰在南京大学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1990年虽被释放，却仍继续受到迫害。1992年，他经“黄雀行动”（1989至1997年间以司徒华为首的香港人士为了秘密营救在六四事件中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政治异见者前往香港而发起的行动之代号）离开成都，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曾先后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等地居住。 作为独立知识分子，高尔泰主张追求人的解放，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质疑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因此持续受到打压。

高华（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高华被分配到南京市文物管理局工作，不久再度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高华留校任教，后升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05年后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1年，高华因肝癌在南京病逝。 高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史、中共革命史以及中国当代史。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被认为是关于中共党史的经典著作。高华用了十年时间收集材料，通过开放档案以及其他公开文件，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揭露了中共崛起的秘密和毛泽东如何通过政治运动确认个人权威。对于为什么要选择中共党史这一困难重重的研究方向，高华在《红太阳》一书后记里表示，他一直对于中共革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但他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经历直至后来文革期间的种种惨剧，又使其产生怀疑，因此产生“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该书2000年在香港出版后重印数十次，但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2020年2月14日，该书获美国列文森图书奖2020年度特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