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是一部对“胡风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梳理的纪实性著作。作者李辉以其严谨的考证和丰富的史料，力图还原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 本书详细描绘了胡风及其追随者，在1955年如何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从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政治迫害的全过程。李辉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当事人回忆录以及访谈资料，揭示了“胡风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对当事人命运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书中不仅探讨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冲突，也深入剖析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困境。

《胡风回忆录》是文学理论家、诗人胡风（1902-1985）晚年口述，并经由他人整理、编辑而成的著作。这部回忆录主要记载了胡风从早年经历、求学日本、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到与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卷入震惊全国的“胡风事件”并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曲折人生。 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详尽地回顾了胡风一生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历程，展现了胡风对文艺理论的探索，以及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思想的坚持。书中包含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他与友人、同志的书信往来，以及对当时文艺界思潮和人物的评价，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胡风事件”的珍贵视角。

这部名为《我穿过的河流》的著作，是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著名军事指挥官、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参与者，以及在维吾尔民间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索帕洪·苏吾维罗夫的回忆录。 该书虽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允许其完整出版。直到原始手稿完成三十年后，即作者逝世十周年之际，这部回忆录才经过出版社和宣传部门层层审查，最终于2011年由北京的民族出版社以删节版形式面世。 20世纪上半叶维吾尔政治史上发生了两次重大民族革命——1933-1934年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1944-1949年伊宁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这两次革命及其影响在官方史学叙述中始终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甚至被禁止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段历史，绝大多数出版物都只能在中国政府宣传机构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表述。历史见证者们不受政治限制的原始记录、回忆录，以及新疆当地民众关于自己历史经历的叙述，始终未能获得出版机会。 那么，民间历史见证者们究竟如何描述1931年始于哈密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维吾尔地区的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以及由此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9月伊犁爆发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同年11月12日伊宁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又有怎样的叙述？这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1949年后中共接管新疆后遭遇了怎样的命运？ 索帕洪·苏维罗夫的这部著作，正是从见证者视角（而非官方立场）部分回答上述问题的珍贵原始记录。这部回忆录的独特价值在于：作者不仅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还见证了20世纪维吾尔历史上两次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作者自1939年起长期在军队服役，经历了新疆南北诸多战役；1945年初，他开始在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中担任高级军官职务。书中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实录，对于理解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内幕进程，以及中苏关系在边疆地区的复杂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回忆录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展开。前半部分详细记述了1931年哈密爆发的民族革命的根源及其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新疆军阀统治者金树仁企图派兵镇压当地民众起义、军阀盛世才在哈密和吐鲁番屠杀当地民众、苏联通过蒙古拉拢和加尼亚孜·哈吉等民族革命领导人、民族革命向南疆扩展并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及1937年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血腥镇压民族革命等重大事件。 回忆录中段主要记录了索帕洪于1936年进入黄埔军校乌鲁木齐分校学习、1939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喀什骑兵第31团服役、此后长期担任军官并参与多次战斗，以及1945年2月率部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并最终加入伊犁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经历。 回忆录后段重点记载了1944年9月伊犁爆发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以及随后在伊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细情况。作者特别记述了自己如何从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转变为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上校级指挥官、1945年7月至10月担任民族军南线指挥官并指挥解放阿克苏战役、后返回伊犁在民族军总司令部担任要职的经历，以及中共侵占新疆后民族军被解散的经过及其本人被迫退役、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遭受政治压迫的遭遇。 该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原稿共11章的回忆录被删减至近6章内容，数百页原始材料被剔除。书中部分章节段落被调整以适应中国政府关于"三区革命"的官方叙述。尽管这些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原稿的完整性与见证者叙述的真实性，但该书作为民族革命见证者与军事指挥官的人生历程记录，对于理解20世纪维吾尔政治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955 年 5 月，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风是一位诗人、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他曾师从鲁迅，受其启发走上反抗旧社会、追求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他被认为是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继承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左翼诗人和作家。因为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坚持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主观个体、而非共产党附庸的观点，胡风成为毛泽东的打击对象。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中92人被逮捕、62人遭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2100人受到株连。虽然包括胡风在内只有3人被正式判刑，多名被认定为骨干“胡风分子”者仍经历了数十年的监禁和劳改。 导演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时任左联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这一罪名被监禁1年7个月，流放8年，并于1968年被殴打致死。 2003年起，彭小莲和闽燕墨雨走访了20多位仍健在的胡风案幸存者，历时五年多，拍摄制作出《红日风暴》。结合胡风本人的录音、对胡风案幸存者、受害者家属，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采访，《红日风暴》完整地讲述了反胡风运动的全过程，以及这场运动对于受害者及其亲友持续二十多年的影响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巨大身体和心理创伤。 作为第一部记录反胡风运动的影片，《红日风暴》讲述了这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左翼诗人和作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参与革命。同时，该片也反映出毛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多场政治运动是如何一脉相承，统一于控制思想、铲除异己的总目标之下。

该书是海外维吾尔社会最早用维吾尔语出版的回忆录之一。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填补了这一领域历史资料的空白。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1957年至1982年间，在新疆的维吾尔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经历和悲剧命运。 1957年9月，年仅17岁的苏云古丽被录取进新疆医学院。此时，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发起的“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对党提意见）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苏云古丽与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被迫参加“鸣放”和整风会议，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导致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迫害。 1962年，这些学生宿舍秘密集会，成立“东突厥斯坦劳动人民党”，由苏云古丽·恰尼谢夫担任秘书，计划开展秘密政治斗争活动，以摆脱中共统治。仅仅几个月后，由于中共公安机关安插在学生中的密探告密，该组织被揭发。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被逮捕。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苏云古丽经历监狱服刑、在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以及在人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同时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软化”，但是像苏云古丽这样被贴上政治犯标签的维吾尔族学生，案件始终未得到平反。198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下，苏云古丽也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平反”。她最终带着全家离开故土，移民澳大利亚。 这部回忆录是苏云古丽·恰尼谢夫在流亡期间，根据她的日记、狱中笔记，以及回忆整理记录而成。全书近700页，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更是记录了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代维吾尔族大学生动荡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 该书于2006年首次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维吾尔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畅销书。2015年以更大印数再版。2018年英译缩写本在英国出版。民间档案馆提供该书维语版的PDF，<a href="https://www.foyles.co.uk/book/the-land-drenched-in-tears/s-y-ng-l-chanisheff/9781910886380">英文缩写版《The Land Drenched in Tears》可于此处购买</a>。

民间档案馆系列访谈（1）

20世纪中叶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晚年几乎耗尽家产兴办教育、修桥铺路，在当地是著名的“大善人”。但在1957年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文革中，他的形象被中共极左的意识形态宣传逐步“改造”，最终被塑造成“中国三千年恶霸地主”的总典型。 作为民国时期川南地区的巨大财富控制者，刘文彩早年确实曾依靠掠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晚年将大部分资产投向公益。他出资并主持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推动万成堰水利工程而惠及数十万农民，并几乎耗尽家产创办文彩中学（今安仁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堪称四川最好的民办学府。在当地民众的记忆里，刘文彩收的地租低于1949年后政府征收的公粮。他每遇年节必接济贫困户，而且经常公允地主持和调节民间纠纷，被人们称赞。但这些事实在极左的宣传中被彻底抹去，官方刻意编造的“水牢”、“收租院雕塑”等经过艺术夸张的仇恨教育素材，使刘文彩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地主恶霸”，与宣传中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还原了刘文彩的真实形象。是一部突破意识形态禁锢，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平反”的一部力作。

文革爆发时，杨小凯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1968年1月12日他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系统性地提出了“极左派”红卫兵的主张，批判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中华人民公社”。据杨小凯回忆，当时由于父母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倒，自己在学校里倍受歧视，无法加入红卫兵，就参加了造反派，反对血统论。后杨小凯因此文被判刑十年。杨小凯于2004年去世。本文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

独立导演老虎庙2010年开始拍摄此片，并于2012年完成，随后又作了修改。本片采访了林昭生前恋人甘粹，以及钱理群、崔卫平等多位独立学者，是对林昭记忆的有力补充。本片曾入围2012年阳光华语纪录片奖20佳。

1960年，一群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农村的兰州大学右派师生亲历大饥荒，自印《星火》杂志，揭露和批判引发这场浩劫的极权统治。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其参与者就遭到逮捕，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多人后被判重刑甚至遭处决。<a href=”http://108.160.154.72/s/minjian-danganguan/item/1759#lg=1&slide=0”>《星火》第一期和更多关于“星火案”的信息可于此处阅读</a>。 《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是《星火》杂志主要参与者向承鉴的自传。当年他和另一名学生负责首期杂志的印刷，并为《星火》贡献了六篇文章。他因“星火案”被判18年监禁，直到80年代初才获平反。 这部回忆录分为上、中、下三部，全书共十三章，超过 35万字，记录了向承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因《星火》被捕服刑十九年，以及释放后争取平反、重建个人生活的经历。学者艾晓明在该书序言中如此评价向承鉴的这本回忆录：“向承鉴的回忆对于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继谭蝉雪的《求索》之后有关《星火》案的又一证言，是关于这场抗争的历史文献。作者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描述了《星火》同人——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思想者挑战极权专制的壮举。第二，它是西部多所劳改营的记录，作者描述了在甘肃、青海等地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揭开了中国式古拉格的西部长卷。第三，它是一位反抗者个人的心灵史，作者展示了在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碾压下他经历的痛苦磨难与生死历练。” 该书附录包括向承鉴为《星火》撰写的六篇文章、记者江雪关于向承鉴的深度报道，以及由艾晓明整理的《星火》冤案年表。 《炼狱归魂》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也是“民间档案馆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感谢作者向承鉴授权档案馆分享该书电子版。欢迎读者购买该书支持作者和出版社。

这本纪录片讲述了林昭的一生。林昭在50年代末被定为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处决。在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林昭是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50年代初，作为北京大学的明星学生，她展现出了写作和演讲的天赋。然而，1957年百花运动期间，她批评了政府，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尽管政府试图防止她发表意见，林昭仍然继续公开演讲和写作，出版了地下学生创办的期刊《星火》。 1960年，她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尽管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她在狱中仍继续写作，有时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撰写诗集。 1968年，36岁的她被行刑队处决。 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展示了林昭现存的写作和诗歌。这些文章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以及对劳工和土地改革相关政策问题的评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胡杰还前往中国各地采访林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见证了她作为学生、知识分子、或囚犯的经历。这部纪录片收录了他们的采访节选。通过这些面试，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林昭的性格和动机。 直到90年代，林昭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物。这部纪录片促进了世界对林昭的了解。林昭的悲惨一生和遗产值得进一步考察，以加深我们对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我虽死去》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纪录片。1966年8月5日文化大革命红八月期间，卞仲耘被她的学生打死。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被打死的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将卞的死讯告诉她的丈夫，并指示不能讲卞是被打死的，只能讲她患有高血压，系因病死亡。这一事件最终没有任何人受到刑事追责。 导演胡杰在该片中采访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王晶垚曾用相机拍下卞氏的遗体，并保存了她的随身物品。在这部纪录片中，王晶垚向胡杰展示了这些物品，并讲述了卞的生平及其在文革中的经历。在片尾，胡杰列出了1966年8月在北京遇难的201名教师的名字。这部纪录片通过呈现个人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反映出文革暴力造成的深远影响。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一批来自兰州大学的学生也被送到甘肃的武山和天水农村，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出于对当局作为的震惊和愤怒，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出版了一份地下杂志《星火》，揭露大饥荒实情、批判当局的专制独裁。《星火》第一期于1960 年出版，包括九篇文章和一首长诗，揭示了大饥荒惨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当首期《星火》还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时，许多参与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当地人就遭到当局逮捕。《星火》一些主要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处决，其他关键人物也都被判处重刑。 导演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听说了《星火》杂志，于是开始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影像资料的稀缺，胡杰参考了很多档案。对此，胡杰在一次<a href="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5/cc25hujie/">采访</a>中说道：“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胡杰赴武山、天水、兰州等地采访了幸存的《星火》成员、受难成员家属、以及当地农民等。受访者的讲述与《星火》中的文字穿插出现，观众由此得以了解当年这批学生为何决定创办《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如何在残酷暴政的威胁下通过行动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火种。 该片曾获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评审团特别奖、亚洲竞赛单元优秀奖，以及北京独立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力图呈现文革宣传画的产生、流传及影响。在片中讲述个人故事的有：《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广州画家李醒韬、广州老红卫兵周继能等。北京、广州的美术馆主持人、美术评论家、当年将中国宣传画带去英国的记者、教授、研究者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对文革美术的理解。

该片拍摄于云南山区一个叫麦地冲的村庄。这里居住着一群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人。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这里，创造了苗文，并把信仰、教育和医疗带给了苗族。该片讲述了这段历史，以及他们的信仰之路如何在文革期间遭受残酷的压制，也呈现了在今天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