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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记录了行动者谭作人在2008年四川特大地震后协助受害者家庭进行的维权调查工作，及其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和压力。 2008年8月下旬，“5.12”四川地震百日祭后，救援部队开始撤出，媒体不再报道，许多家庭依旧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政府发布的信息前后矛盾、内外有别，有意隐瞒公众，2008年冬，成都环保工作者谭作人与谢贻卉和当地志愿者在当地展开“5.12”遇难者独立公民调查。他们认为，真实可靠的消息只能来自直接利益相关人——家长群体。他们在社区奔走，寻找校舍垮塌原因，记录当地居民经历，统计受害人数。 谭作人和谢贻卉在主灾区10个县市80多个乡镇跋涉，累计行程3000公里，终于在“5.12”周年祭前，通过网络发出调查报告，这是有关川震校难的第一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 谭作人说，“我也预计我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很可能就是给我抓起来，判个三年五年，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我想这三年五年，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如同谭作人自己所预料的一样，2009年3月28号，他被成都公安拘捕，理由是他曾公开发表有关“六四”的文章。2010年2月9号，成都巿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谭作人5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3年。 谭作人被捕之后，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发起进一步公民行动，新的志愿者来到四川，收集遇难学生名单。该片跟随他们的脚步，记录了他们的动机、决心，以及遇到的种种阻碍。 艾未未表示，只有两种可能他会停下这个调查，一种是他不在了，一种是名单完成了。

祖辈闯关东的农民贾庆云一家，因东北生活困难，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老家山东省，并在老家的海边居住下来。然而，面对这一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他们却没有一份自己的土地，也没有户口，没有房子。他们只有面对大海，顽强地重新开始生活。导演胡杰记录了他们的艰辛以及对生活的希望。

该影片记录了河北邢台农村妇女刘显红打官司的故事。她因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决定公开身份、起诉医院，历经艰险终于获取赔偿。以她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影片通过几个家庭的遭遇和感染者成立"关爱"小组集体维权的努力，呈现出在基层农村涌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由于社会关怀、媒体介入和法律援助，政府也转变了态度，并出台了改善感染者处境的政策。

1959年，在辽宁省西部荒凉的凌源地区，来了一批沈阳高校的知识分子右派，他们要在这里和监狱的刑事犯们一起劳动改造，挖矿山修建铁路。共产党如何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胡杰的镜头还原了这段历史。

本片通过大量的文革绘画展示了文革时的官方美学，以及这些绘画背后的血腥暴力与专制。本片采访了当年的画家、红卫兵以及今天中国和英国的收藏者、研究者。

1950年代末，数十万中国人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来自云南昆明的200名教师、学生和干部。1957年，他们被送到位于云南弥勒市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农村进行了21年的思想改造。这些囚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在农村，他们参与了森林砍伐、农业和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导致了 19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从城市知青下乡的年轻人来到了他们的营地，与他们一起劳工。 1978年，这些“右派”人士终于平反并获准离开弥勒市。 通过那些被迫害和流放的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导演胡杰收集了数十个与国营东风农场囚犯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讲述了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这些受访者的亲身经验和记忆不仅揭示了这200名“右派”人士在国营东风农场的生活，也展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及后果。

2010年2月9日，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罪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拍摄者记录了判决前后三天的情形， 谭作人的朋友、亲人感受如何，律师如何开展工作。

本片拍摄了青海省祁连山区小煤窑里矿工的生活。这里是海拔3600米处，空气稀薄。小煤窑里的矿工在没有任何保护的工作环境里艰苦劳动，一般干5-10年就会得矽肺病，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如果死于事故，家属只能得到微薄的赔偿金。这是中国底层劳工在1990年代初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纤城，是福建纺织化纤厂的统称，这是一座创建于1971年，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最先投产的九家维尼纶厂之一，这座深驻在福建永安市郊外3公里外大山深处的工业城镇，曾一度辉煌，但如今已渐渐落下帷幕。老厂房斑驳沧桑，年轻的工人如今已白发苍苍，很多人离开。纪录片表现了这座计划经济时期大厂的命运。

2003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元年，它以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与此同时，发生了为湖南女教师黄静争取法律公正的运动，它是以受害人家人、网民、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为主体的，并且延续了数年时间。本片记录了黄静案从立案到判决后的讨论过程，并分析针对妇女的性暴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