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坚果
四年前的今天，2021年6月24日，香港苹果日报正式停刊，结束了26年的运营。
停刊前一周，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为由，动用500多名警察搜查苹果日报总部，拘捕五名该报高管，冻结公司及相关账户共计约18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后，苹果日报无法支付员工薪资，日常运营陷入瘫痪，被迫宣布停刊。此前的2020年8月10日，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已被捕，至今仍被关押。
苹果日报的最后一期，加印到一百万份，创下该报26年来的历史纪录。香港民众纷纷排起长队购买最后一期苹果日报，一百万份报纸一抢而空。
最后一期的头版，是停刊前夜从苹果日报的总部大楼，望向窗外撑伞声援该报的香港市民的巨幅照片，头条的大字写着：“港人雨中痛別 「我哋撐蘋果」”。这一期总共32个版的内容，其中有12个版面是回顾苹果日报历史的特刊，穿插着读者、记者、撰稿人、名人向苹果日报的道别，多个版面用来回顾苹果日报26年来历史中重大的头版头条。除了道别与惋惜，苹果日报的最后一期也有关于香港国安法案件的报道，聚焦大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制度的专题，还有关于伊朗独裁者以及世界多国因言获罪的记者的报道。
新闻可以是历史的初稿，而充满历史感的苹果日报最后一期，则可视作是香港一个时代的终稿。
平心而论，苹果日报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壹传媒旗下的一家报纸，长期以来，批评政府，敢于发声，报道内容丰富，同时娱乐性十足，有时陷入新闻伦理争议，这一切都不足以让苹果日报享有其停刊后的英雄光环。毕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是批判强权，还是引发争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苹果日报之所以在香港国安法时代成为一个坚守自由的象征，正是因为官方的一系列终结新闻自由的举动。不过，按照官方的口径，以及所谓“国家安全”的逻辑，香港的新闻自由不会因苹果日报的高管被捕及停刊，也不会因为立场新闻的高管被捕和停刊，以及众新闻的自行停刊而终结。但事实是，如果像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这样，仅仅因刊印的文章，以及发表的评论，就成为警方起诉的依据，那么香港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已死。
更何况，在香港国安法时代，政府无需走完刑事程序，就可以冻结报刊的资产，让任何一家媒体瘫痪；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取消陪审团制度，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审理。苹果日报案和立场新闻案向世人展现的，正是香港传统普通法体系下的程序正义和权力制衡的崩坏。没有法治作为保证媒体正常运营的最后防线，新闻自由就无从谈起。
苹果日报案告诉世人，香港在“国家安全”的逻辑以及强力执行国安法的背景之下，新闻自由必然终结。实际上，在香港当下的语境中，“国家安全”这一名词，已相当于摧毁新闻自由、以言治罪的同义词。打压言论，正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其副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有着丰厚的资源和巨大的暴力机器，按说是十分安全的。但官方不断强调的国家安全，并不特指其它国家要侵犯中国的权益，而是要在中国的内部划分出“境外势力”——自发上街游行抗议港府政策、呼吁自由民主的香港民众，和中国大陆的很多异议者，很容易就会被贴上“境外势力”和“颜色革命”的标签。而官方会声称，打击这些所谓境外势力，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毋宁说，只是为了保证内部没有反对的声音，来维持一个政党的专制统治。
所以说，这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逻辑——所谓的“国家安全”，实际指的是“政权安全”。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国家安全并不是保护国土完整、国家利益、国民生计的机制，而是确保政权稳定的工具。
民主制度下的“政权”安全，一般要通过拉拢选民、获得选票来实现。而在一个没有真普选的制度下，政府只能披上“国家安全”的外皮，通过打压独立媒体、消灭异议来维护权力。毕竟，对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能够做出的所谓对政权的威胁，不过就是发出反对的声音。
近年来，港府和大陆政府一同借“国家安全”之名，打压香港的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剥夺香港民众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已经证明了政权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事实，也证明了所谓的“国家安全”与民众的利益是完全冲突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民众权益的重要保障，而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维护一党专政，并持续压迫民众的一种借口。
今天，在苹果日报停刊四周年之际，再读苹果日报最后一期的文字，很难不发出艰难的叹息。世界上恐怕没有另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在短短几年内，从高度的自由坠落到令人无法适应的不自由。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终结，但是香港的历史还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人们对自由的争取只是暂停了，而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正如前香港电台主持人曾志豪在苹果日报最后一期写道的：“苹果即使落下，种子已种在香港人心中，永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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