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星
童年的我，在川北山区的一个小学课堂上，第一次听到“刘文彩”这个名字。老师指着黑板上那幅放大的连环画图像——一个面容阴狠、满脸横肉的男人，站在“收租院”中冷笑，身边是被打断了腿的农民、哭泣的妇女、还有据说用来“整人”的水牢和铁链。这个叫刘文彩的男人被描述为“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最残暴的地主恶霸”。那年我八岁。
多年后我才知道，刘文彩这一形象并非来自历史本身，而是来自国家主导的叙事工程。从川西农村到全国展览馆，从小学语文课本到革命博物馆，刘文彩已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敌人图像”，一个供千百万人民愤怒与仇恨投射的容器。他是“人”，也是“非人”，是制度话语中为了说明“我们是谁”而必需的“他者”。
笑蜀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于1999年出版。可以说，随着此书的出版，一代人童年记忆中那个“地主恶霸大坏蛋”的塑像也开始崩塌。这本书抛弃了官方媒体的敌意设定，用走访、查档，以及比对、倾听的方式，重构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刘文彩：原来，刘文彩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而是特定历史时刻下的一个中国地方精英，他身上的矛盾与复杂，正是那个剧烈变动年代的缩影。
除了颠覆官方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这本书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被“历史”抹去、歪曲、妖魔化的人？在一个被宏大叙事主宰一切的国度，如何才能重新拾起个体的真实与尊严？在真相被压制数十年之后而终于被揭露出冰山一角时，人们是否还有勇气面对它？
在中国，刘文彩不过是众多被历史处理过的面孔之一。但正是这些面孔的背后，藏着这个民族关于正义、记忆、道德判断的深层裂痕。《刘文彩真相》如同一把凿子，敲在那尊名为“国家叙事”的塑像上，让我们有机会从废墟中，看到那些真实得有些刺眼的、复杂的人。
“收租院”塑像（局部）。
控诉的神话：雕塑、展览与“地主阶级”的视觉政治
可以说，为了树立刘文彩的恶霸地主形象而精心设计的“收租院”展览，是1949年后中国视觉政治中最具标志性的造像工程之一。它最初是一个完成于1965年的大型群雕，有114个形象，上百个道具，来展示地主对劳动人民的残忍掠夺和剥削。它不仅构筑了一种关于“旧社会”的共同想象，也确立了“新时代”人民表达愤怒的合法方向。最终，经过国家的造像工程，刘文彩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经由泥塑、连环画、纪录片、样板戏共同铸造的“阶级敌人”——而这一神话的成功，正是来自对视觉震撼与情绪动员的精确操控。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中对“收租院”的起源和运作机制给予了细致追溯。他揭示，这座后来成为全国样板的展览馆，其实是1965年由成都军区和地方宣传系统联合打造的一场预演，它的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高潮铺垫氛围。展览中诸如水牢、铁链、“人棍”等形象，来源不是史料，而是被导演出来的历史剧本。根据笑蜀的调查，甚至连刘文彩的塑像，也不是依据刘文彩的真实相貌，而是由雕塑家参照“恶人脸谱”虚构而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展览推广到全国之后，无数来自基层的参观者泪流满面地控诉“旧社会”，这场由雕塑与讲解员共同导演的悲情现场，被反复记录、上报，成为政治忠诚与群众路线的范本。诚如书中指出的：“刘文彩的恶，不是从历史中考证出来的，而是从政治需要中推导出来的。”
这使我不禁想起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历史不是被记住，而是被生产。”刘文彩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被官方通过视觉符号、舞台表演与国家话语共谋塑形——他成为了一种政治凝视的承载物，让人们相信仇恨是正义、斗争是光荣、屈辱终将复仇。而这一机制，也恰恰遮蔽了复杂真实中的模糊地带：地主是否一定残暴？农民是否一定无辜？苦难是否只有一种归因方式？
《刘文彩真相》并未试图为刘文彩洗白，但它让我们意识到：真正可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否是“恶霸”，而是在长期的灌输和宣传之下，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假思索地恨一个人”，并将恨他视为一种道德姿态，并在无数类似的故事中，成为盲目的看客？
刘文彩照片。
从土豪到恶魔：刘文彩的真实身份与家族档案
在被塑造成“地主恶霸”的形象之前，刘文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刘文彩真相》一书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在高度符号化的政治话语中，一个人是否坏，往往无需证据——只需标签。而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努力，正是要将这个被恶魔化的名字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刘文彩是近代四川的一个地方乡绅，发迹于清末民初政商混合的社会结构之下。他既是富户，也是地方慈善的捐资人；既投资教育，也经营地产；既有“压迫”之名，也有济困扶贫和兴办学校之实。通过广泛查阅当时的档案、公文、地契与口述史料，本书展现出一个远比“收租院”塑像复杂得多的刘文彩。
首先，他并非靠剥削农民起家，而是依赖其家族在辛亥革命与军阀混战中的政商斡旋能力——某种程度上，他是地方权力真空中浮现的一种“次级国家”，一个地方秩序的维持者。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对乡土和父老的忠诚，不可能是单纯的暴君。书中指出：“在整个大邑县，他的文教慈善支出，远超于征租收益。”
其次，关于“水牢”、“人棍”等刘文彩对民众使用酷刑的传说，在家族档案和村民口述中无一实证，而是多出于后期政治运动中的控诉与“忆苦思甜”的宣传文本。可以看出，这些记忆构建往往有官方提供的创作模板与情绪引导。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重要的口述史书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盗匪》，作者曾提到：“在缺乏国家权威的边缘地区，很多所谓恶霸其实是地方正义的承担者。” 刘文彩的身份，是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既令人惧怕也受人倚赖的中介性人物——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是绝对的恶人。
本节的叙述令人沉思。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剧场中，一个人被钉上“恶人”的牌子，也许只因他具备某种阶层象征，而非行为本身。《刘文彩真相》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为历史人物平反，而在于提示我们：不要将历史的复杂，简化为道德的黑白。
“收租院”塑像（局部）。
革命中的记忆操控：历史的真空与情绪的填充
刘文彩并非在生前被定性，而是在其1949年死去之后，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被彻底“剧场化”。这正是《刘文彩真相》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一整套对历史记忆的操控工程，如何将一个复杂的人，压缩成一张被涂黑的面具；而这场操控，不仅发生在档案馆、宣传册中，更深深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日常记忆结构之中。
“收租院”就是最具象征性的历史剧场。那并非一个冷静的陈列馆，而是一个刻意制造情绪的感官装置：暗色灯光、湿冷牢笼、放大的血腥模型、循环播放的控诉音轨……这一切不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为了激发一种确定的情绪——仇恨、愤怒、阶级正义感。
书中指出：“收租院没有提供任何可考的历史证据，却成为几代人对‘地主’集体想象的起点。”在这里，历史不再是追问、考证与商榷的过程，而成了一种心理剧场，一种打造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忠诚的装置。这种情绪化的记忆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代际传递能力。在一代又一代孩子心中，刘文彩的形象与地主、恶人、剥削者紧紧绑定，已成了一种政治记忆的继承。
我们很难用今天的视角去全盘否定那个年代，但必须警惕的是：当历史真相让位于政治需要，当个体生命被塑造成宣传素材，当情绪成为认知的唯一通道，我们距离法西斯式集体主义并不遥远。
而在今天的语境中，国家是否仍在制造新的“刘文彩”？新的“收租院”？在数字空间、公共议题甚至教育系统中，新的“道德敌人”是否仍然源源不断被塑造，这套“情绪填空”的剧本是否仍在重演，只不过换了剧场？
刘文彩及其兄弟修建的大邑刘氏庄园。
“地主”的另一面：中国乡土秩序的复杂性
《刘文彩真相》一书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将刘文彩这个人还原回他所处的历史结构与乡土关系中，从而挑战我们对“地主”二字根深蒂固的印象。
刘文彩不是抽象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个嵌入川西乡村秩序、复杂利益网络与文化结构之中的权力人物。他的财富与一种特定时代的精英模式——军功发家、地方结义、宗族调解、教育投资——紧密交织在一起。刘在当地修建公路和水利、兴办学校，为逃荒者提供赈济，他的所作所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1949年前，作为中国乡土精英的“地主”实际的社会角色。
这也提供了一种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性观察。1949年前的中国乡村，并非如教科书简化的那样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你死我活的阶级，而是存在一个复杂的层级关系网络：宗族、士绅、乡约、保甲、书院、商号……这些结构一方面确实压迫了底层，但也为社会提供了秩序、信任与可预期性。刘文彩既是这一结构的受益者，也是维护者。在那个国家政权尚未全面渗透乡村的年代，这类乡土精英承担着准官僚、准士绅与准父母官的多重角色。
因此，当刘文彩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彻底妖魔化时，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人被消灭，更是整个地方精英阶层、一整套乡土社会的中介结构被连根拔除。书中说得很清楚：“革命摧毁的不只是一个人、一类人，而是一个社会的组织神经。” 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成为行政化、官僚化、国家化的全面统合，一种对刘文彩所在阶层的不信任与绝对排斥，已成为体制底色。刘文彩作为地主恶霸的象征，在这场断裂中，其实承担起了共产党建构执政合法性的情绪功能。刘文彩之死，是中国基层秩序现代转型中，一场对旧时代过于粗暴的告别。
“收租院”塑像（局部）。
从真相到共谋：历史书写中的我们
《刘文彩真相》并非止步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澄清，它也追问了谎言的生成机制——以及我们为何如此轻易接受谎言。政权本身是在制造谎言，但另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编织与传唱刘文彩收租院神话的过程中，我们其实都在场。
本书从档案、口述与实地调查中一点点拨开迷雾，不断追问：这个经过精心布景的展览，这个以油画、雕塑、哭号声营造出的“活地狱”场景，为何能够深深地震撼几代人？不仅震撼受众，也震撼那些亲历者，甚至震撼过许多本应具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真相：谎言之所以能站立如此之久，并非因为它高明，而是因为它契合了一种结构性需求——对于敌人的想象、对于苦难叙事的道德依赖，以及对于革命正义的情感需求。
换言之，“收租院”并不是单纯的欺骗，它是一种社会共谋，一种由情感、意识形态、制度话语与文化逻辑共同生成的“叙事剧场”。而我们，每一个被教育、被感动、被愤怒、被认同的观众，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这个剧场的搭建。
本书没有直白地批判观众的责任，而是以一种深沉的笔触书写我们作为叙事共谋者的心理结构。书中写到一位当年曾参与“收租院”建设的美术工作者，在多年后重访时，站在自己当年亲手制作的恶霸雕像面前沉默不语。这一沉默，比任何控诉更震撼人心：他不是不知道那是假的，而是当年，他也相信那是“必须的存在”。
这种“必须的存在”的幻象，正是官方政治叙事最危险的地方。它不靠事实取胜，而靠信仰、伦理与情感结构。刘文彩的被塑造，就是为了证明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义性，而正义的需求越强，这个敌人的形象就越需要极端化。我们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们也渴望那种确定性，那种非黑即白、善恶分明的世界，那种让我们感到痛恨有据、同情有理的道德秩序。
《刘文彩真相》不仅拆解一个叙事，更拆解了我们赖以维系政治情感的“黑白神话”，要求我们面对一种更难以承受的复杂性：没有纯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没有不带利益的记忆，也没有完全中立的叙事。它让我们意识到，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真相，更是关于人们如何面对过去——以及面对自己曾如何参与其建构之中。
我们害怕真相，或许并不是因为真相本身令人不适，而是因为一旦承认了真实，我们便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我们当初，为何如此轻信？我们又准备如何面对那些被我们亲手埋葬、歪曲、甚至创造出来的历史影像？
《刘文彩真相》不仅是一部揭露历史虚构的作品，更是一场沉重的历史悼辞。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受害者的沉默与无声抗争，也映照出我们当代人面对历史废墟时的困惑与无奈。
书中多次强调，那些被“收租院”诬陷和迫害的人们，实际上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抵抗着这场权力机器下的非人化与消解。他们的声音虽被压制，但并未彻底消亡。书中通过细腻的口述历史、破碎的档案，试图还原他们的复杂与多面——既非彻底的恶人，也非完全的受害者，而是在那个暴力时代中挣扎求生、充满矛盾的人性体。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恢复对真实个体的尊重，以及对被屏蔽的真实记忆的重建。历史的修复，绝不仅仅是寻找真相那么简单，而是要重构一种尊严，为那些被历史遗忘、被官方叙事剥夺身份的人重塑话语权。
（作者海星：居住于中国大陆。历史研究者，新闻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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