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地冲是云南中部的一个小山村。与中国大部分村庄不同的是，这里的村民大多是基督徒。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伯格里（Samuel Pollard）来到云南，向社会最底层、长期作为奴隶的苗族人传教，让信仰在田间生根发芽。然而，从反右到文革，麦地冲的信徒受到迫害，苗族传道人被捕入狱，甚至遭遇酷刑致死。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宗教活动空间似乎重新开放，但信徒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信仰环境。胡杰的纪录片《麦地冲的歌声》，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教在麦地冲的百年故事。
这不是胡杰第一次拍摄基督教相关的题材。他的代表作之一——《寻找林昭的灵魂》，讲述基督信徒林昭因批判共产党而遇害的故事。胡杰的《星火》、《我虽死去》等作品也均涉及基督教话题。对于这些影片中的基督教信徒们来说，宗教道德的感召，是他们身处政治迫害中时，坚持道德和正义的思想支撑。
《麦地冲的歌声》里记录的苗族牧师王志明，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教信徒。他在反右运动后被解除了神职，但仍坚持地下传教，并因为在文革中拒绝放弃宗教信仰、反对“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被割舌头、游街示众，最终被执行枪决。1980年，政府为王志明牧师平反。1998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将王志明牧师选为二十世纪世界上“十大基督教殉道者”之一。他的雕像永立于教堂西门之上。
《麦地冲的歌声》剧照：王志明的儿媳和孙子展示王志明的照片。
影片中所展现出的宗教信仰给人提供的力量，在近年来的中国公民社会中有许多回响。中国有很多知名的公民社会实践者都是基督教徒或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刘晓波、张展、王怡、王炳章、韩东方。宗教信仰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是偶然现象：托克维尔的公民社会理论提出，宗教组织和其他公民组织能够培育一种“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使人们能够以公民精神共同参与政治，维护自由民主的秩序。同时，基督教作为存在于官方话语和思想以外的价值体系，为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独立的思想资源。宗教信仰及其组织亦为公民社会的参与者提供了交际场所、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壮大了公民社会的实力。影片里，诸如王志明牧师、张志清牧师等“大人物”提供了整个故事的叙事主线，但影片的主体是麦地冲的村民，是那些活过这个动荡岁月的“小人物”。公民社会并非只有几位领袖人物的奔走呼号就能形成，而是需要一个组织、社区里的公民一同参与建造。
当然，基督教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并非是必然的。毕竟，许多抗争的个体——比如文革中的遇罗克——并非基督教徒。而在教徒中，也并非没有背弃道德理想的人物存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宗教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国政府的控制力不仅来自于对体制的掌控，也来自于对诸如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控制。
中国的宗教团体，在经过了文革直接、暴力的迫害，以及八十年代的短暂宽松之后，在九十年代进入了新的存在状态中。1991年的“六号文件”、1994年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6年的“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等国家层面的几份主要文件预示了更加精密的法律和政策系统，并由宗教事务局、公安局和行政法规部门进行细化和执行。宗教从毛时代统战消灭的循环中走出，面对的是以“法律法规”为名的全新镣铐。
习近平上台后，宗教的处境更加艰难。宗教被当作是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并列的西方和平演变的利器之一。浙江教堂被勒令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从“三改一拆”到“五进五化”，共产党重新进驻教会并监控宗教活动，王怡牧师的秋雨圣约教会也被取缔，多名成员被捕入狱。在西北各省，伊斯兰教问题横切着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两大议题。新疆建起了再教育营，遍布西北甘肃、陕西、宁夏的圆顶清真寺被削成平顶。文革中，“破四旧”要求消灭一切宗教符号。今天，“宗教标志出现在公共场所，必须移走”。文革中对宗教的军事化暴力在今天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局号令下的清真寺整改和关停。国家权力的无孔不入让宗教组织——这个处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场域，再一次被国有化。
同时，宗教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国家权力，还有物质环境的改变。一百年前的麦地冲，教会给人们带来了苗族的文字、知识、医药、信仰，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在宗教的秩序里进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生，村民们去公立学校上课，去公立医院就医，劳动成果要进入市场交易转化为物质收益，村民去远方的城市里打工，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精神消费。个人收入和流动性提高在全球普遍意味着对宗教信仰的依赖下降，宗教从一个全能的承诺被不断拆解。在文革时期的严酷镇压之下仍然生存的宗教信仰，到了相对宽松的年月却有些失去了它发展的动能。
《麦地冲的歌声》剧照。
《麦地冲的歌声》完成于2014年。到了2019年，在昆明东部宜良县的另一个麦地冲村，中国农业大学为当地的彝族农民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样板间”。这里的村民们在农大的发展研究专家和博士生的指导下，集体入股村企业，并由农大培训的本地年轻人担任乡村CEO，翻新村里的房屋并转型做旅游业务——烤烟房、牲畜房被改造成了民宿和餐厅。从2022年开始，麦地冲核心试验区的民宿半年营业额超过了25万元，餐厅、农家乐、土特产销售接近50万元，所有收入留在村里，每户分红500元到5000元不等。从空中俯瞰，村落两旁种植了彩稻，一边是起舞的彝族男女，另一边是庄稼拼起来的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
官方新闻里反复宣扬的是国家支持下经济发展的麦地冲，而宗教的麦地冲则很难进入公众视野。两个麦地冲在一个不完美、不公平的环境下竞争着，一边代表了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的样板——一个依靠学术、政策和产业支持，通过企业家光顾和捐赠，实现经济发展，年轻村民返乡做民宿CEO的新型乡村。另一边是宗教信仰生生不息的麦地冲，从那里走出了王志明牧师，苗族老奶奶至今还在用苗语唱着圣经的诗篇。打开百度地图搜索麦地冲，人们可以在云南找到八个村子，都叫麦地冲。《麦地冲的歌声》所记录的，似乎也只是其中一种麦地冲，一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艰难又宝贵地存在着的麦地冲。在当下的中国，是否只能存在建造农家乐的麦地冲，而无法存在建造教堂的麦地冲？
《麦地冲的歌声》画面平静简单，短短80多分钟的影片蕴涵了宗教、国家、个体、家庭、农村之间交互的多种层次，让麦地冲从一个小山村成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蕴涵着历史、记忆、人的信仰和精神力量的载体。影片最后一幕里，信徒们在教堂里闭着双眼，虔诚地念着圣经，信仰与精神的力量依然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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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麦地冲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