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是一部对“胡风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梳理的纪实性著作。作者李辉以其严谨的考证和丰富的史料，力图还原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 本书详细描绘了胡风及其追随者，在1955年如何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从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政治迫害的全过程。李辉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当事人回忆录以及访谈资料，揭示了“胡风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对当事人命运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书中不仅探讨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冲突，也深入剖析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困境。

《胡风回忆录》是文学理论家、诗人胡风（1902-1985）晚年口述，并经由他人整理、编辑而成的著作。这部回忆录主要记载了胡风从早年经历、求学日本、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到与鲁迅等文化名人交往，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卷入震惊全国的“胡风事件”并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曲折人生。 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详尽地回顾了胡风一生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历程，展现了胡风对文艺理论的探索，以及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思想的坚持。书中包含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他与友人、同志的书信往来，以及对当时文艺界思潮和人物的评价，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胡风事件”的珍贵视角。

《三十万言书》，正式名称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是胡风于1954年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份长篇文章。这份报告长达约30万字，因此得名“三十万言书”，它集中反映了胡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政策和文艺现状的看法与不满。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胡风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的批评。他认为这些问题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和创造性，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胡风在书中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强调文艺创作的主体性和真实性，并认为文艺不应简单地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他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僵化理解，主张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独立价值。 《三十万言书》的提交，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面回应，反而被视为是对党的文艺路线的挑战。1955年，被毛泽东认为反对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了“胡风事件”，被指控组成“反党集团”，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迫害。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1955 年 5 月，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风是一位诗人、评论家、理论家、翻译家。他曾师从鲁迅，受其启发走上反抗旧社会、追求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他被认为是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继承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左翼诗人和作家。因为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坚持作家应该是独立的主观个体、而非共产党附庸的观点，胡风成为毛泽东的打击对象。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中92人被逮捕、62人遭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2100人受到株连。虽然包括胡风在内只有3人被正式判刑，多名被认定为骨干“胡风分子”者仍经历了数十年的监禁和劳改。 导演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时任左联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这一罪名被监禁1年7个月，流放8年，并于1968年被殴打致死。 2003年起，彭小莲和闽燕墨雨走访了20多位仍健在的胡风案幸存者，历时五年多，拍摄制作出《红日风暴》。结合胡风本人的录音、对胡风案幸存者、受害者家属，以及国内外学者的采访，《红日风暴》完整地讲述了反胡风运动的全过程，以及这场运动对于受害者及其亲友持续二十多年的影响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巨大身体和心理创伤。 作为第一部记录反胡风运动的影片，《红日风暴》讲述了这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左翼诗人和作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学参与革命。同时，该片也反映出毛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多场政治运动是如何一脉相承，统一于控制思想、铲除异己的总目标之下。

该书是海外维吾尔社会最早用维吾尔语出版的回忆录之一。该书详细描述了维吾尔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填补了这一领域历史资料的空白。作者苏云古丽·恰尼谢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1957年至1982年间，在新疆的维吾尔青年知识分子的动荡经历和悲剧命运。 1957年9月，年仅17岁的苏云古丽被录取进新疆医学院。此时，毛泽东在全中国范围内发起的“双百”运动（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对党提意见）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苏云古丽与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被迫参加“鸣放”和整风会议，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导致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迫害。 1962年，这些学生宿舍秘密集会，成立“东突厥斯坦劳动人民党”，由苏云古丽·恰尼谢夫担任秘书，计划开展秘密政治斗争活动，以摆脱中共统治。仅仅几个月后，由于中共公安机关安插在学生中的密探告密，该组织被揭发。包括苏云古丽在内的数十名维吾尔族学生被逮捕。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苏云古丽经历监狱服刑、在劳改营接受强制劳动，以及在人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开始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同时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开始“软化”，但是像苏云古丽这样被贴上政治犯标签的维吾尔族学生，案件始终未得到平反。198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下，苏云古丽也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平反”。她最终带着全家离开故土，移民澳大利亚。 这部回忆录是苏云古丽·恰尼谢夫在流亡期间，根据她的日记、狱中笔记，以及回忆整理记录而成。全书近700页，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叙述，更是记录了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代维吾尔族大学生动荡的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 该书于2006年首次由伊斯坦布尔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维吾尔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畅销书。2015年以更大印数再版。2018年英译缩写本在英国出版。民间档案馆提供该书维语版的PDF，<a href="https://www.foyles.co.uk/book/the-land-drenched-in-tears/s-y-ng-l-chanisheff/9781910886380">英文缩写版《The Land Drenched in Tears》可于此处购买</a>。

民间档案馆系列访谈（1）

《和凤鸣》是导演王兵的第二个纪录长片。影片主要通过主人公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而悲惨的经历。 1949年新中国成立，17岁的和凤鸣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她与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报社做新闻记者工作。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右倾斗争运动，她的丈夫在某省日报发表了三篇文章后被打成右派。她受到丈夫的牵连也被打成右派。在长达几个月的批斗中，她忍受不了其他人对她的折磨几次自杀未成。晚上她回到家里，丈夫抱着她，眼泪第一次掉在她的肩上。 1958年4月，和凤鸣和丈夫分别被强制送往中国西部的两个劳教农场劳动改造思想。她在农场的两年半时间里，经历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饥饿、死亡以及人格上的摧残。1960年，她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得知自己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些吃的，冒着大雪赶到她丈夫劳动的农场，然而，她的丈夫已经被饿死了。 在以后的20年里，和凤鸣头戴右派帽子，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苟且偷生地活着，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她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劳教农场，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坟堆，然而最终她没有找到。晚年的和凤鸣不畏惧周围的压力，用笔和泪水将自己痛苦的生活记录下来。 《和凤鸣》于2007年在日本山形市举行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国际竞赛单元大奖。

《论言论自由》最初于1979年由民办刊物《沃土》发表。作者胡平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将该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论言论自由》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由香港《七十年代》（后来的《九十年代》）在 1981 年第 3、4、5、6 期连载。1986 年，这篇长文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 年 7 月号和 9 月号上。其后，北京的三联、广州的花城和湖南出版社都打算出单行本，但因反自由化运动兴起而未能实现。 《论言论自由》以启蒙性的语言解释了言论自由的意义，反驳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和曲解，并提出了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途径。 本文档由作者提供，还包括了《论言论自由》发表后座谈会的内容，以及作者在2009年为日语版《言论自由与中国民主》写下的序言。

《政治中国》收集了截至90年代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编者在后记中提到：“本书把近些年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差不多都收了进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及其水平。” 书中的文章涉及广泛的主题，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民主、法治、宪政、自由、权利、经济。虽然书中的文章在之前都独立发表，但是《政治中国》出版后不久就遭到官方封杀，今日中国出版社也很快在官方的压力下关闭。

本书作者向承鉴，“星火案”幸存者。（详细作者信息请见下方作者链接。）本书是向承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思考。 （以下PDF附件分三部分。）

本书作者王明是中共早期元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1942年延安整风后，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中共党内失势，王明逐步被毛泽东排挤出领导层。1956年王明旅居苏联，在书中叙述了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恩怨——从中可以了解中共早期党史。

纪录片《公羊》由独立导演老虎庙拍摄于2016年，此处提供的是2021年作者的修订版。本片记录了“1983年严打”中发生在西安的一个真实事件。纪录片主人公、艺术家公羊（本名李晓明）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反应了邓小平指示发动的这场“1983年严打”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谬。本片曾入选栗宪庭基金/CIFF独立电影展。

本书是一组研究1958至1961年大饥荒期间甘肃社会经济情况的系列研究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五篇考证研究文章，记录了大饥荒期间甘肃人民的悲惨境况。书中提到，甘肃省委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当地确有发生人相食事件。这些研究还揭露了当地一系列大跃进措施，如滥建水利工程、虚报粮食产量、大办公共食堂造成浪费，误导饥民吃树皮泥土等，并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第二部分收录了反映当时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支撑作者研究分析的证据，包括甘肃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以及甘肃省向中央提交的多份工作报告等。除此之外，书中还附有当时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大跃进的新闻、宣传画以及照片。 本书是由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出版于2002年，主稿武文军，主审王家珞。兰州市政协出版该书具有特殊意义，表明其对于独立史学家的大饥荒观点持支持态度，即该饥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超官方历史记录。武文军和王家珞还合作编写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 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已收录于本档案馆）。该系列共23辑，公众目前可以在兰州市政协的网站(https://www.gslzzx.gov.cn/col/col11760/index.html)上看到除第20辑和第22辑外的所有文章。